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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之后发现,吃饭、打车、买瓶水几乎都要扫码,他们习惯使用的信用卡和现金在不少场合并不顺手,中国人日常收发得热火朝天的红包,他们更是摸不着门道。
有网友直言,国内支付基本只认支付宝和微信,老外在这儿旅游寸步难行。
别说外国人,就连自家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也常被难住,拿着十块钱去买两瓶水,老板一句“找不开”就把人挡在了门外。
由此有人推论,过于发达的移动支付已经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。
人们称赞支付宝、微信支付便利先进的时候,常常拿国有银行当反面陪衬。
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,如果没有这个在网上饱受批评的国有银行系统配合,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可能走到今天。
网上支付、移动支付的技术最早都是欧美先行,国内随后跟进,最后在市场因素的催化下实现反超,而市场因素只是表象,根基在于我国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制。
第三方支付,顾名思义,是在银行与客户之外借助第三方平台完成支付,它离不开三样东西:身份证、银行卡、手机号,缺了任何一样都办不成。
所以它虽然名为“第三方”,整套流程却绕不开银行,我国银行系统至少替它承担了身份认证和转账结算这两项基础业务,这两项做不到,所谓的安全与便捷也就无从谈起。
和国外相比,中国网络支付平台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,一是以储蓄卡为主流,用户群体因此大大扩展,二是能在平台内即时转账,这正是支付宝们在市场开拓上远远跑在欧美同行前面的原因。
而绝大多数欧美银行做不到这一点,症结在成本。
大量发行功能综合的银行卡,意味着发卡工本、人力、后台系统运算能力、现金管理、网点建设以及机具投放和运维都要投入巨资。
无门槛发卡并不能换来足够的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,反倒可能造成资源紧张、服务跟不上,进而损害声誉、挤走优质客户,最后成了赔本买卖。
欧美银行用开户条件、账户费用和较长的等待时间,替自己筛掉了大批有开卡意愿却没有多少存款或信贷需求的客户。
我国走的是另一条路。
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普及基本金融服务,也让银联迅速成长为世界级的卡组织。
如今我国人均持有银行卡已超过4张,无论增量还是存量都稳居世界第一。
银行卡的便利还体现在自助设备上,据英国零售银行业务研究公司统计,截至2018年底,我国投入使用的ATM数量占全球的21%,远高于我国GDP在全球的占比。
卡发出去之后,接着要解决的是安全。
手机号和银行卡虽然都用身份证办理,但支付平台自己没办法确认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,这件事只能交给网点众多的银行面对面处理。
手机号和银行卡虽然通常都需要实名登记,但银行与支付机构会通过身份核验、授权接口和风险控制机制完成绑定,并非只能靠柜台面对面核查。
用户绑定或更换手机号时,银行会根据业务风险采取短信验证、设备验证、人脸识别或柜面核验等方式,具体流程因银行和业务场景而异。
当然,这套体系也有短板。
快捷支付主要依赖短信认证,由于起步早、门槛低,被拦截窃取的风险已经相当高,而绑定银行卡的手机号又关联着大量个人金融信息。
公安部推动的eID是网络电子身份标识服务,用于在网络空间核验身份,并不等同于在普通银行卡中普遍嵌入身份芯片。
银行和支付机构仍须依照实名制、反洗钱及账户风险管理要求完成核验,具体认证方式会随业务场景而变化。
便捷性的另一半,在于银行替支付平台承担的结算业务。
红包、收款、还信用卡这些功能之所以能迅速铺开,靠的都是转账,看看每年全民晒支付宝账单就知道,转账在移动支付中的占比非常高。
2019年以前,这项功能是通过支付平台在各家银行开立的客户备付金账户实现的。
打个比方,A用A银行的卡在支付宝上给B转账,双方看到的只是支付宝账户里的数字变化,。
际上A的钱进了支付宝在A银行的备付金账户,B提现时,则由支付宝在B银行的备付金账户把钱转到B的卡上,A、B两家银行的备付金账户之间再通过人民银行支付系统清算。
用户放在支付宝里的钱,其实一直躺在平台的银行备付金账户里。
把余额转入余额宝时,是备付金账户向支付宝名下的货币基金划款,用户这边记一笔余额宝份额增加、一笔支付宝余额减少。
问题在于,备付金沉淀得越多,平台就越有底气向银行要更高的存款利率,银行赚的只是一点结算佣金,揽储成本却被抬高了。
平台还能用各种方式引导用户把钱转去其他理财产品,造成银行存款流失。
2019年1月14日起,按照监管要求,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全部集中交存人民银行,原有模式退出历史舞台。
但在移动支付高速成长的那些年里,银行为平台提供备付金服务,既增加了经营成本,又压低了中间业务收入,长远看还养大了竞争对手。
而欧美没有银行愿意承担大量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储蓄账户、柜面安全认证和替第三方结算这种“为他人作嫁衣”的业务,网络支付只能依附于早已成熟的信用卡体系。
Visa、Mastercard虽有各自的网络验证手段,但主要服务信用卡,各国市场也分散割裂。
即便用户规模庞大、技术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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